近年來，隨著毒品犯罪打擊力度的持續加大、平安中國建設的不斷走深走實，傳統毒品犯罪案件呈現下降趨勢，然而，新型毒品犯罪案件卻逆勢上漲，個中危害行為屢見報端：有不法分子用新型毒品致人麻醉，繼而實施強奸、猥褻、搶劫等犯罪活動；還有人借網紅飲料之名，誘騙他人吸食毒品……

毒品犯罪呈現的新情況、新形勢給平安中國建設帶來新課題。毒品一日不除，禁毒斗爭就一日不能松懈。針對上述情況，最高人民檢察院日前發布涉新型毒品犯罪案件的第三十七批指導性案例，以此回應司法實踐中的新問題。“這種基于個案的類型化指引，為打擊新型毒品犯罪工作提供了最為直接、有力的指引。”最高人民檢察院第二檢察廳廳長元明說。

給女友酒水中下“迷藥”

如何定性

新型毒品是相對于傳統毒品而言，一般是指通過化學方法進行合成的毒品，即除傳統的阿片類、大麻類、可卡因類以外的其他毒品，甲基苯丙胺（冰毒）和其他國家管制的麻醉藥品、精神藥品都屬于新型毒品。

正是制作工藝的復雜多變，給新型毒品犯罪打擊工作帶來不小挑戰。案發后，不少犯罪嫌疑人往往以相關成分系“藥品”或不知是毒品為由，妄圖擺脫刑事責任，司法辦案如何回應？

作為第三十七批指導性案例之一的郭某某欺騙他人吸毒案的承辦人，浙江省舟山市普陀區檢察院第二檢察部檢察官張留豐告訴記者，對于新型涉毒案件，檢察官要全面審查、綜合判定，準確適用法律，以實現精準打擊。

 “如果行為人自認明知或有其他證據能夠直接證明行為人主觀明知是管制藥品，仍利用其毒品屬性的，應當依法認定為毒品犯罪；如果行為人拒不供認，又沒有其他證據能夠直接證明的，應當運用經驗法則和邏輯規則，結合行為人的年齡、閱歷、職業、有無吸毒販毒史以及實施本次毒品犯罪的具體方式等進行綜合分析判斷。”張留豐解釋道。

2020年10月5日，趁同桌的兩名女性短暫離開之際，郭某某向她們的啤酒中下入“迷藥”。其中一名女性喝下不久后出現了頭暈、嘔吐、昏迷等癥狀。兩名女性懷疑郭某某在啤酒中下藥，立即向公安機關報案。郭某某到案后表示，“下迷藥”只是單純尋求刺激，沒有其他犯罪故意。據郭某某供述，從2015年開始，他就多次在女友的酒水和飲料中投入“迷藥”。

經檢測，郭某某在酒水中投放的物質為γ-羥丁酸和三唑侖，均為國家管制的精神藥品。據介紹，上述藥品會造成人暫時性記憶喪失、惡心、嘔吐、頭痛，嚴重時將導致被下藥人失去意識、昏迷甚至死亡。

 “郭某某始終辯稱不知道‘迷藥’成分是什么，但我們發現他在社交平臺上明確告知售賣方，希望‘迷藥’有使他人昏迷或暫時失去記憶的功能，并提到了管制藥品的名字，留下了收貨地址。”張留豐稱，這些證據表明，郭某某對自己購買的毒品性狀是明知的。而給他人下“迷藥”，行為本身具有欺騙他人吸毒的法律性質，具有嚴重的社會危害性，應該作出刑法評價。

 “這起案件的辦理也為今后檢察機關發揮監督職能，防止和糾正該立案不立案、以罰代刑等情況提供了參考價值。”最高檢第二檢察廳一級高級檢察官黃衛平進一步解釋，對于那些以發生性關系、搶劫等為目的投放國家管制的麻醉、精神藥品，符合強奸罪、搶劫罪等嚴重犯罪構成要件的，要以強奸罪等犯罪進行追訴，而不能降格以欺騙他人吸毒罪進行處理。

網紅飲料中的毒

究竟是不是添加的

涉案食品中是否含有國家管制的精神藥品成分，尤其是成分的來源和生產過程，一直是刑事追訴中需要查明的重要內容。

一些犯罪嫌疑人面對涉毒案件的指控，王顧左右而言他，意圖逃避法律打擊。為此，在辦案中準確識別毒品，建立完整的刑事指控證明鏈條，讓犯罪嫌疑人罰當其罪，不僅考驗“求極致”的檢察擔當，而且檢驗著司法工作者的專業素養與技能。

 “我對檢察官指控的主要犯罪事實、證據均無異議，但我未向飲料中投放γ-羥丁酸，它可能是由添加劑γ-丁內酯自然生成的，我的行為不構成販賣、制造毒品罪，應構成生產、銷售不符合安全標準的食品罪……”王某在庭審中的辯解令案件承辦人、四川省成都市青羊區檢察院檢察官馬強記憶猶新。

公安機關當場查獲的“咔哇氿”飲料

馬強告訴記者，在王某被抓獲時，公安機關當場查獲“咔哇氿”飲料（含有γ-羥丁酸）720余件（24瓶/件），后又追回售出的飲料18505件。經查證，王某多次購進γ-丁內酯，添加香精制成混合液體，委托廣東某公司（另案處理）為混合液體粘貼“果味香精CD123”的商品標簽，再交由廣東另一公司（另案處理）按其配方和加工方法制成“咔哇氿”飲料。

 “行為人利用未被國家管制的化學品為原料，生產、銷售含有國家管制的麻醉藥品、精神藥品成分的食品，明知該成分毒品屬性的，應當認定為販賣、制造毒品罪。行為人對化學品可生成毒品的特性或者相關成分毒品屬性不明知，如果化學品系食品原料，超限量、超范圍添加足以造成嚴重食物中毒事故或者其他嚴重食源性疾病的，依法構成生產、銷售不符合安全標準的食品罪。”馬強告訴記者，兩罪的量刑依據、量刑幅度差別很大。

在查詢一系列資料、咨詢醫藥學專家后，馬強了解到，γ-丁內酯確實可以在一定條件下自然生成γ-羥丁酸，但公安機關對原料廠商倉庫內的γ-丁內酯進行抽樣鑒定，未檢出γ-羥丁酸成分，對查獲的“咔哇氿”飲料進行抽樣鑒定，卻均檢出γ-羥丁酸成分。“自然情況下生成的γ-羥丁酸含量不穩定，但查獲的飲料中的γ-羥丁酸含量均相對穩定，且在制造過程中被水稀釋后含量提高，系特定條件下水解生成。”馬強說，民警在抓獲王某時，還在其家中查獲了制毒試驗用的燒杯、試管、原料等工具和物品。

辦案檢察官與偵查人員討論案件

“通過第一時間提前介入引導公安機關偵查取證，我們在王某的電子設備中發現了他搜索‘制毒’的相關內容，王某也經常和制作同類型飲料‘咔哇潮飲’（含有γ-羥丁酸）的段某某（另案處理）聯絡，還提到要控制飲料中γ-羥丁酸的含量。”馬強介紹，王某要求生產公司在包裝瓶上印刷“每日飲用量小于三瓶”等提示，也能夠從側面證實王某明知γ-羥丁酸的危害性。

結合所有的證據，檢察機關認定，王某的行為構成販賣、制造毒品罪。最終，法院采納了檢察機關的指控，判處王某有期徒刑十五年，并處沒收個人財產427萬元。一審宣判后，王某提出上訴。成都市中級法院依法裁定駁回上訴，維持原判。

一段時間以來，因為新型毒品更新換代快，一些不法分子往往利用國家列管的空窗期，渾水摸魚，制作新型毒品。

“氯胺酮是已被列入國家管控的精神藥品，很多犯罪分子也知道這個規定。但他們發現未被管制的氟胺酮與氯胺酮化學結構相似，通過試驗進行轉化后，在市場上大肆售賣，產生了嚴重危害。”元明告訴記者，注意到這種情況后，2021年2月，最高檢向國家禁毒辦（公安部禁毒局）去函，結合現實中非法制造、買賣氟胺酮等案件多發態勢，建議國家禁毒辦統籌研究對這些新型精神類物質的列管。

2021年7月1日，合成大麻素類物質和氟胺酮等18種物質被正式列入精神類物質管制。

指導性案例

及時回應司法實踐難題

檢察機關對打擊新型毒品犯罪不遺余力的背后是嚴峻復雜的禁毒形勢——從數量上看，當前毒品犯罪案件總體呈下降態勢，新型毒品犯罪案件卻逆勢上漲。數據顯示，2019年至2022年3月，全國檢察機關起訴涉新型毒品犯罪16萬余人，其中，起訴涉甲基苯丙胺等毒品犯罪15萬余人；起訴涉新精神活性物質犯罪1.8萬人。從辦案情況分析，犯罪分子普遍利用互聯網進行毒品交易，采用電子支付等非接觸方式完成，實現“人、毒、財”分離，犯罪手段更加隱蔽，導致證據收集、審查難度增大。這也是最高檢發布指導性案例的重要背景。

“涉新型毒品犯罪專業性強，又涉及多個部門，指導性案例發布之前，檢察機關也是慎之又慎，將備選案例分別送往全國人大常委會法工委、最高法、國家禁毒辦、海關總署、國家藥監局等單位征求意見，也向專家、學者請教咨詢，最終從各地報送的181件新型毒品犯罪案件中，篩選出4件作為指導性案例發布。”黃衛平告訴記者。

“新型毒品更新快，各種策劃藥（又稱毒品替身）層出不窮，納入國家列管需要一定的周期，立法和司法解釋相對滯后，不能及時解決司法實踐中遇到的問題。在這種情況下，最高檢及時發布指導性案例，回應這類案件辦理爭議中的難題，具有很強的務實性。”最高檢重罪檢察專家庫成員，最高法原審委會委員、刑五庭庭長高貴君作為專家成員受邀參與了此次指導性案例的評選工作。在他看來，這批涉新型毒品犯罪的指導性案例是從全國精挑細選出來的，雖然數量不多，卻全方位、多層次、多視角回應了司法實踐中的難題。

“從橫向看，這批指導性案例包括走私、販賣、制造毒品罪，欺騙他人吸毒罪等，涉及罪與非罪、此罪與彼罪的認定，以及司法實踐中證據審查和量刑標準等難題。從縱向看，案例包含了檢察機關在偵查階段引導取證、公訴階段審查證據、庭審階段釋法說理等多方面。”高貴君認為，這批指導性案例向外界釋放了一個強烈的信號，即指導性案例不僅僅是指導全國檢察機關統一法律適用，還包括指導他們如何辦案。“指導性案例中多次提到檢察機關自行補充偵查完善證據，可想而知，如果沒有檢察機關積極主動履職，很多案件可能就不是現在的結果。”他認為，指導性案例提供的辦案指引，將為今后做好涉新型毒品犯罪的司法解釋夯實了基礎。

遏制毒品犯罪打擊要狠預防要準

禁絕毒品，功在當代，利在千秋。

面對新型毒品犯罪形勢，如何做好禁毒工作也是檢察機關不斷思考的問題。

“從案件辦理方面來看，各級檢察機關要建立起辦理重大毒品犯罪案件提前介入機制，引導公安機關完善證據體系和證據鏈條。同時，司法機關之間要加強溝通協調，統一執法司法標準。”黃衛平表示，特別要發揮檢察機關在立案監督、偵查活動監督和審判監督方面的職能作用，重點防止和糾正該立案不立案、以罰代刑、重罪輕判等問題。

“主觀證據認定是辦理新型毒品犯罪中的難點，檢察官要主動開展自行補充偵查，注重檢察機關內部各部門的配合，積極邀請技術部門參與電子數據勘查、修復和審查，獲取關鍵的客觀性證據。”馬強表示，“一定要向醫藥學等專業人士請教。”

“對于檢察機關自身來說，要充分利用好指導性案例，加強對指導性案例的解讀和培訓，不斷提高檢察官對新型毒品犯罪案件的辦理能力。”高貴君認為，檢察機關要繼續收集新型毒品犯罪的典型案例，及時發布，適應新的實踐需求。

記者注意到，各地檢察機關在辦理毒品犯罪案件的同時，注重對洗錢犯罪的打擊。浙江省平陽縣檢察院在辦理廖某涉毒犯罪案件中，認為廖某販賣甲基苯丙胺的行為構成販賣毒品罪，為掩飾、隱瞞毒品犯罪所得，利用他人賬戶轉移毒資的行為，構成洗錢罪。法院采納檢察機關的指控，以販賣毒品罪和洗錢罪對廖某數罪并罰。

如何按照最高檢的要求，達到“辦理一件，治理一片”的辦案效果，是各地檢察機關積極求索的目標。在王某販賣、制造毒品案中，針對主管部門監管不到位問題，青羊區檢察院從建立食品安全監管平臺、開展綜合整治、加強日常宣傳及警示教育等方面，向食品安全監管部門制發檢察建議，食品安全監管部門收到建議后進行了積極整改。

“針對當前利用‘互聯網+寄遞’實施販運毒品等違法犯罪活動多發的情況，最高檢于2021年10月20日向國家郵政局發出‘七號檢察建議’，同時抄送交通運輸部、商務部等12個有關部門。目前，各地檢察機關都在積極落實。”元明表示，接下來，檢察機關要進一步加強與郵政、醫藥衛生、網信、市場監管等部門的聯系和溝通，健全協作機制，加大信息共享。“對于辦案中發現的未被列管但存在濫用的新型精神物質，檢察機關會及時向有關部門提出列管意見。”

新型毒品犯罪呈現低齡化趨勢是不能忽視的問題。此次發布的指導性案例，涉案人員大多為“90后”。一些不法分子利用青少年群體好奇心強等特點，將新型毒品偽裝成餅干、巧克力、飲料等，引誘青少年吸食服用。在元明看來，預防青少年吸食毒品或走上犯罪道路，要加大對最高檢發布的典型案例、指導性案例的宣傳力度。同時，利用檢察官送法進校園和青少年參加檢察開放日活動的契機，以案例宣傳、模擬法庭的形式，提高青少年對新型毒品的認知和防范能力。

“禁毒社會治理是一項系統工程，需要包括檢察機關在內的各職能部門和全社會共同參與。只有堅持打擊與預防并重，堅持綜合治理、源頭治理，才能實現在全社會禁絕毒品的目標。”元明強調。

本文轉自：浙江禁毒網 http://www.zjjd.org/news_detail.aspx?k1=11&k2=13&id=44364